人们谈到长征，很少提及陈云。长征前夕，陈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红五军团中央代表。长征开始后，随红五军团踏上了漫漫长征路。长征途中，陈云还先后担任军委纵队政委、渡河（指金沙江）司令部政委等要职。但是在1935年6月上旬，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之后不久，中央红军即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陈云突然“消失”了。于是，部队里就出现了种种传说，有的说陈云已经牺牲了，更多的人说陈云失踪了。陈云在长征途中为何悄然“失踪”了呢？他究竟到哪里去了？
秘密离开长征队伍
红军长征开始后，蒋介石一方面调集部队对红军主力进行围追堵截，另一方面疯狂破坏白区党组织，致使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当时，苏区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都是通过共产国际驻上海办事处。由于中央红军长征后唯一的一台100瓦的大功率电台在湘江之战中被毁，因此无法与共产国际建立直接的联系。渡过湘江后，中共中央为了重新建立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曾派一名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到上海与地下党联系，但是行动未能成功。遵义会议后，党中央认为十分有必要将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及时向共产国际方面通报，同时也必须恢复白区党组织，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于是，中央决定再次派代表到上海去完成这一使命。
谁能够担当此项重任呢？党中央经过再三研究，最后认为陈云和潘汉年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也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是最佳人选。由于任务的重要性，这一决定成为中央的核心机密，只有极少数几个人知道。
二渡赤水后，潘汉年即奉命先行离开长征队伍，准备到上海后与陈云会合。遵义会议后，陈云并没有马上离开长征队伍，而是在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后才秘密离开长征队伍赶赴上海的。
为了能使陈云从几十万敌军的层层包围中顺利出去前往上海，党中央采取了极其严密的保密措施。除了几个高级领导外，其他指挥官和领导都不知情。
临行前，刘伯承为陈云写了两封亲笔信，托他在成都的一位朋友和在重庆的弟弟协助陈云抵达上海。陈云还从林伯渠那里领了到上海恢复党的白区工作的经费，为防万一，他把大面额的钞票放在随身携带的一只热水瓶的瓶胆下面，这样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以便将宝贵的工作经费安全带到上海。
登启事给周恩来报平安
陈云拿着刘伯承的亲笔信来到了刘伯承的好友、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家里。胡公著看到信后十分震惊，陈云的勇气和胆略由衷的钦佩，同时也为陈云在成都的安全感到担忧。
胡公著告诉陈云，成都风声甚紧，不宜久留。对
陈云离开成都几日后，在当地报纸的一处极不惹眼的地方刊出一则名为：“廖家骏启事”的遗失启事。内容是：“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枚，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这则看似再普通不过的启事，传递的却是极不普通的信息。登启事的那位“廖家骏”便是陈云，这则启事的内容是陈云出发之前与周恩来商量好的，启事内容也是根据事先约好的暗号来写的，以此来向党中央传递自己已经冲出重围，安全到达成都的信息。
来到重庆后，陈云带着刘伯承的另一封信，几经寻访，终于在一个药铺找到了刘伯承的弟弟刘叔禹，随后便在刘叔禹家安顿下来。十几天后，刘叔禹为陈云买好去上海的船票，送陈云到朝天门码头上船。
一次次躲过叛徒告密
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之后，陈云立即着手恢复受到严重破坏的白区地下工作。恰在此时，刚刚与陈云建立联系的上海地下党组织再次遭到敌人的破坏。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共江苏省委、共青团中央局大批主要领导被捕入狱，连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即劳伦斯）也在上海遭逮捕。形势万分紧急。
当时苏州河上有十几座桥，每个桥上都有国民党特务，而且特务中有一些是变节的叛徒。由于过去为党工作过，他们中有很多人认识陈云，不少地方都挂着陈云的通缉令，上面有陈云的画像。有一次，陈云遇上一个特务，就先声夺人地说道：“我警告你，如果你敢揭发我，共产党饶不了你，早晚有一天要找你算账！”果然，那个特务被吓住了，把帽子往下一压，头一扭，就装作没看见过去了。因为当时共产党专门处决叛徒的中央特科在上海已经“名声大震”，早就令那些叛变的特务闻“名”丧胆了。他们知道，如果与共产党作对，过不了几天就会被教训。就这样，陈云利用叛徒心虚的弱点，一次次地躲过了被叛徒告密的危险。
不久，从香港返沪的潘汉年来到上海与陈云会合。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知道陈云到了上海，也知道上海白色恐怖严重，认为上海环境十分险恶，不宜久留。于是决定请陈云、潘汉年等人尽快赴莫斯科。由此，1935年8月上旬，陈云与陈潭秋、曾山、杨之华、何实嗣（何叔衡之女）等人，在宋庆龄的帮助与巧妙安排下，秘密地乘上了一艘苏联货轮。为了避开敌人的搜查，陈云藏在船的底舱里，那里霉腐气味刺鼻，空气稀薄，又不能发出任何响动，直到货轮驶出吴淞口他才走出底舱。
陈云一行在海参崴下船后，从那里改乘火车经西伯利亚，于9月上旬抵达莫斯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