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谈到袁殊的名字，知道的人也许不多，除非是对党史有一定研究的人，才会了解这位红色特工的传奇经历。作为中共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五面间谍”，袁殊经历极为丰富，既是军统的高级干部，也与中统头子关系亲密；因《兴亚建国论》而成为著名汉奸，与日本大特工岩井英一过从甚密；还加入过青红帮，与杜月笙、黄金荣是平辈弟兄。然而，这么多的身份背后，有一个最核心的身份：袁殊是中共特工，其他多重身份则成了他最好的掩护。
袁殊原名袁学易，因为掩护身份需要，在曾山的劝告下曾改名为曾达山。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蕲州镇。由于父亲是同盟会会员的关系，袁殊很早就接触进步思想，并与同盟会及一些进步团体的人士有过接触。早年，袁参与过北伐军，曾加入过国民党。民国十七年，袁殊赴日本读新闻专业，回国后任上海《文艺新闻》社社长。担任社长期间与冯雪峰、潘梓年等交往，并通过潘梓年认识其兄潘汉年，随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袁殊被潘汉年看中，委以重任，并非偶然，他自身有一些其他人不具备的特质：袁殊本人其貌不扬，个子不高，矮矮胖胖，不引人注目；而袁殊的记性非常好，过目不忘，能在跟别人的闲聊中找到组织需要的核心情报。这几点素质是一名优秀特工所需要的。不仅于此，袁殊在日本念过大学，对日本很有了解，可以算个日本通，这在获取日方情报上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此外，袁殊还与时任中统高层的吴醒亚是老乡，交情甚笃。有这么多复杂的身份作掩护，袁殊就容易参与到各方的活动当中去，获取需要的情报。
1931年，袁殊加入中共特科。32年，袁殊经表兄介绍，得以认识当时的中统头子吴醒亚。吴醒亚并不知道袁殊的身份，俩人一拍即合，吴安排袁成为新声通讯社的记者。记者可以自如的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在此期间，袁殊结实了日本驻沪副总领事（后来的驻沪总领事）岩井英一。岩井英一是日本谍报机关的头子，此人善于谋略，以驻日领事为掩护，暗地网罗四方的亲日分子。
袁殊在中统期间，本来能大干一场，为中共提供更多关于中统以及日本方面的情报。然而由于“怪西人”事件的影响，袁的身份遭到中统方面怀疑，并被逮捕。“怪西人”事件，是指一名来自第三国际西方的特工约瑟夫-华尔顿，在叛徒告密下，遭到国民党特务逮捕。由于华尔顿拒不交代任何情报，当时的媒体对该外国人无可奈何，便称此案为“怪西人案”。而虽然华尔顿没有暴露，但是他秘密纪录的电话号码被发现，其中有一条就是袁殊的电话。特务们按图索骥，随后就抓住了袁殊，而袁殊并没有像许多电影中纪录的那样忠贞不屈，他很快就交代了他的“同伙”，当时的电影明星女演员王莹，以及作家夏衍。袁殊叛变了，然而他并没有交代中统以外的其他身份。夏衍在他提醒下及时离开，特务虽然在电影片场抓住了王莹，不过并未从其身上找出有价值的线索。在坐牢八个月后，其父袁晓岚通过几方面关系将儿子保了出来。袁殊随后找到了冯雪峰，然而冯雪峰对他保持半信半疑的态度，毕竟袁殊曾经叛变过革命。
在国内郁郁不得志之时，袁殊不得已，接受了建议赴日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而资助其学费的是与袁殊有旧交的日本间谍岩井英一。
1937年，袁殊在上海加入过青红帮，是青帮“大字辈”的徒弟，与杜月笙、黄金荣是“通字辈”的平辈关系。
袁殊回到上海后，又联系上潘汉年、冯雪峰、夏衍等革命者。为了表示自己的诚信，袁将自己收藏的日本地图（详细记载日驻军及兵力部署的地图）交给潘汉年。潘汉年并未马上被此物打动，只是嘱咐袁殊将地图收起。联系到共产党、国民党、日本几方的复杂情况，潘汉年同意为袁殊恢复与中共的情报关系。潘汉年还指示袁殊打入到军统以及日本谍报机关内部，为中共提供重要情报。
中共需要袁殊，军统方面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戴笠在抗战开始时候一直在物色一个“日本通”，于是经上海帮派大佬杜月笙的提醒，戴笠找到了袁殊，要求他为己方服务。在向潘汉年沟通后，袁殊加入了军统，并因为屡历功勋，升任情报组组长、第三站站长。
就这样，在加入中共、中统/军统、青帮、日本特务机关以及日伪的职务后，袁殊成为了历史上罕见的“五面间谍”。在五面中，其他身份是掩护，袁殊实际上一直只接受潘汉年的领导。在国共合作时，袁殊首先将情报汇报给中共，在得到授意后，也将一部分情报向军统报告。
在上海沦陷之后，袁殊奉戴笠之命，作为军统少将留在上海。袁殊等人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专门刺杀犯有重罪的大汉奸，得到军统局的奖励。戴笠在香港召开了会议，将军统各大特务头子一并招去，也让袁殊过去，于是，袁殊在香港还碰到了潘汉年。
袁殊被戴笠任命为“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后来打入“岩井机关”，为中国方面带来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情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袁殊了解到日本放弃北进进攻苏联，全力南下侵占东南亚。这个消息经中国方面转给苏联方面，斯大林得以将驻扎在远东的百万苏联红军，抽调超过50万部队支援苏联卫国战争，为苏联与纳粹德国相持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袁殊在香港接受的另一个命令，是刺杀大汉奸李士群。不过由于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的叛变，袁殊反而被李士群捉住。不过因为与岩井英一的关系，袁殊再次被日方救出。此后，依靠军统、日军、伪军的多层关系，袁殊不断的将机密情报送出，从1939年至抗战胜利，从未失手。袁殊曾多次送出日寇“清乡”扫荡的情报，告知中共日军的扫荡时间与方位，使粟裕部队成功的跳出包围圈。
为了便于更好的接近对方，袁殊又担任了一系列伪职，如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江苏省教育厅长、清乡专员以及伪保安司令等等，他的情报工作日益老辣。
1943年后，由于上海地下组织被破坏，地下组织陆续退出，袁殊仍然留在上海继续工作，但与组织失去了联系。1945年，袁殊陆续辞去伪教育厅长职务，仅保留上海市参议的名分。抗战一胜利，军统的王新衡就赶到上海，并代表军统任命袁殊为“忠义救国军新编别动军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王新衡告诉袁殊，戴笠认为他“对日本人应付得很好”，很看重他，安排他10月10日去见戴笠。袁殊满口答应，可是却在面见戴笠的三天前，由党组织安排投奔了解放区。直到第二年的1946年初，国民党才确知袁殊已经到了解放区，“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共党汉奸袁殊”，军统则对袁殊下了通缉令。
到达解放区的袁殊，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定为旅级待遇。因为“袁殊”这个名字名声不好，时任华东局组织部长曾山找袁殊谈话，建议他改名字。于是，袁殊以“曾达斋”的名字于1946年重新登记入党。三年解放战争中，他在苏北、胶东、大连等地从事内勤工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袁殊被调至北京，在李克农手下工作。
当时，上海地下党时期外号叫“老太爷”的张唯一对袁殊说：“袁殊这个名字今后就在社会上销声匿迹了。”但是，袁殊的新生活始终没有像他的名字一样，与过去的历史彻底隔断。
虽然改了名字，但熟悉袁殊的人并不少，不知内情的人总觉得袁殊是个“投机分子”。不管是在解放区，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袁殊总免不了遇到一些文化界熟人。1954年，身穿解放军军服的袁殊在前门附近与老熟人聂绀弩不期而遇，袁殊热情地打招呼，不想聂绀弩却投来鄙视的眼光，冷冷地说：“你现在又穿上这身服装了？”面对类似的异样目光，袁殊无法解释。多年后，还有人以袁殊一米五多一点的身高和熟练的日语污蔑他，“一口纯熟的日语，极似日本人，侏儒其形，诡计满腹”。
1955年，更大的打击降临。潘汉年于这年4月3日蒙冤被捕，作为潘汉年得力助手的袁殊也于4月5日被逮捕。之后，便是20多年的牢狱之灾、劳动改造和上诉。
1982年8月29日，潘汉年获得平反后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对袁殊案也作出判决，要点如下：一、撤销1965年判决；二、宣告袁殊无罪。同一天，公安部、中央调查部对袁殊的政治问题作出了复查结论：确认袁殊1931年参加革命工作的事实，恢复了袁殊的中国共产党党籍。
当天，袁殊在日记中写道：“至此，系狱20年，劳改生活8年，屡经向各方申诉（1978年起卧病脑血栓，在香山安心疗养8年），历乱生涯，始及重见天日！——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及于我身——一切冤假错案，在实事求是的精神照耀下，得到平反。” 一切都成了历史，经过向组织申请，袁殊恢复使用他的原名，他说：“总观我的过去，袁殊这个名字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1987年，袁殊病逝于北京，享年76岁，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