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的时候查房，有一个孕妇坚决要求剖宫产。真的没有什么医学指征，肚子里的孩子估计也不大，骨盆也是正常的，许教授说，目前还没到必须做手术的地步，还是先试着生吧。
孕妇的爱人堵在病房门口，大喊，怎么就不给我们剖，要是生不出来，不是还得剖吗？
“我们不愿意试，谁要是让我老婆受二茬罪，我跟她没完。”
那天，本来不是许教授值班，听着家属在外面的叫嚷，她说，这个孕妇可能会有点麻烦，生的时候，任何的风吹草动，你们都打电话给我吧。
当天，那个孕妇真的临产了，产程进展还不错，但是，在我们例行的胎心监测过程中，发现了频发的胎心减速。我们一边积极准备手术，一边打电话通知许教授，一边和家属谈话签字，家属一脸的气愤，一边签字，一边骂骂咧咧的说，要是孩子有个三长两短，你们就瞧好吧。
许教授赶到病房以后，也同意我们的意见，尽快剖宫产，帮助孩子脱离险境。
何谓险境，此刻，孕育她的她妈妈的肚子就是险境。分娩，是人类和自然界对胎儿最后的考验，也可以称为怀胎十月的最后一次自然选择。
每一次的子宫收缩，都是在挤压胎儿，挤向产道以外，挤向这个七彩的外面的世界，同时，挤压胎儿胎肺里的水分，让每一个肺泡在出生后都能尽可能的张开，保障孩子的呼吸。
另外，这种挤压，也可以帮助孩子的皮肤建立出生后的触觉和感受，还有很多益处，人类尚未完全发现；这看似非常给力，但同时，这种挤压也是在对胎儿做最后的考验。
胎儿的血液是从胎盘来的，胎盘的血液是从双侧子宫动脉来的，子宫动脉在进入子宫后，呈螺旋状，就像席梦思的弹簧一样分散在子宫肌层。
每次子宫收缩，子宫的肌层极度的挛缩收紧，此时，所有的螺旋状子宫动脉都是受压干瘪的，没有血液，就没有氧气，每一次子宫收缩，胎儿都处于一种相对缺氧的状态，只有等子宫放松，新鲜的血液回流灌入子宫动脉，胎儿才能重新获得血液和氧气。
我在蛙泳了多年以后，突然萌生学习自由泳的想法。开始的时候，我的基本动作很好，但是，不会换气，就闷着头在水里噗通，也能游出十米左右。教练在岸上大喊，张羽，你知道你为何无法前行吗？我回，缺氧啊。他喊，那你还不快侧头，换气，我一上午都教你什么来的？
分娩过程中的宝宝，就像一个在水中游马拉松的运动员，为了保证到达胜利的彼岸，需要不停的换气，这种换气，依靠的就是子宫的有张有弛。
但是，如果子宫收缩过于频繁，或者胎儿对缺氧的耐受能力下降，就可能会出问题的。不能耐受缺氧，生出来的宝宝不哭，就是老百姓都知道的窒息。此时，若将产房想象成辽阔的非洲大草原，生下来不哭的孩子，就像生下来无法马上站起来跟随母亲奔跑的小羚羊，难逃狮子豹子狼的血口，势必成为猎物。
旧社会，在家里炕头上生孩子，没有医生，没有剖宫产，只有一个接生婆，一把在火上烧红的剪子。骆驼祥子里，接生婆失声大叫，说，祥子，你老婆这是“横生倒仰”，谁也没招啊。虎妞死于难产。幼小的我，对这句话记得清晰异常，但当时不知横生倒仰为何物，后来当了妇产科大夫，我分析，虎妞可能是死于“忽略性横位”。胎儿大头朝下是最正常的胎位，屁股朝下的也凑合着能生，但要是胎儿横在子宫里，没有剖宫产，又不能通过特殊手法把胎儿转成头位或者臀位，最后，子宫会被孩子撑破，胎死腹中，母子二人，共赴黄泉。
但现在是新社会了，这里不是非洲大草原，是人类的文明社会，我们不允许每个宝宝出问题，不允许每个宝宝被选择或者淘汰掉。
可是，当一个具体的产前检查一切正常的孕妇，幸福的抚摸着她的大肚子，脸上挂着笑容站在你面前，问，大夫，我能自己生吗？怎么回答她呢。
应该说，绝大多数是能自己生的，虽然，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几十年就走过了欧洲要几百年走过的路，有些地方步子迈得太大，有些东西可能还出现了倒退。但是，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中国的女人，还是中国的女人，过去在旧社会的炕头上能生，新社会，还有医生的帮助，应该说，一定能生的更好。
但是，现实是，总是会有一小小部分孕妇，可能在临产到分娩这十几个小时的生产过程中出问题。例如，原发性的子宫收缩乏力，没有明确的病因，她的子宫就是不好好干活，收缩的频率慢，收缩的力度小，产程进展缓慢，孩子耐受缺氧的时间就长，可能就会宫内窘迫，生出来的时候就会有窒息。
或者，有的宝宝，在精卵结合受孕之初，体内的染色体或者基因，就决定了她是个孱弱的宝宝，她的大脑细胞，肝细胞，肾细胞的数目可能都比正常的孩子少，她的出生体重小，胎盘也小，老百姓所说的，先天不足，这种胎儿耐受缺氧的能力也会很差。
这部分孕妇，如果试产，势必会受二茬罪，就是又生了，痛了，又剖了，挨了一刀。
如何判断，发现，找出这一小部分孕妇，不让她们受二茬罪，也保护略微孱弱的宝宝也能平安来到人间呢？答案是，没有办法。
以目前的检查技术和手段，没有办法事先得知。做为医生，能让所有的孕妇都剖宫产吗？况且，手术也有手术的风险。我们只能让孕妇都试着生。生孩子，边走边看，多数能自己生，协和的哪个知名教授也不敢对一个还没有临产的孕妇说，能生，你一定能生。虽然，大多数时候，我们是这么鼓励孕妇的，因为，只有孕妇有了能生的信心和决心，她的大脑才会调动她的整个身体，成为一个和谐的，轰轰向前的机车，经历镇痛，让一个新的生命诞生，这是一个正反馈。
我们能做的，只有密切注意产程进展，及时，尽早的发现那一小部分有问题的孕妇，通过医疗干预，或者用药物加强宫缩，或者人工破水刺激子宫收缩，或者通过产钳，胎头吸引器进行助产，或者进行剖宫产，让孩子尽快或者通过捷径娩出。
经过急诊剖宫产，宝宝生出来了，但是有窒息。对于窒息的孩子，除了保暖，最重要的就是清理呼吸道，然后给氧，许教授在手术台上把孩子从子宫里剖出来，发现肤色和张力都不好，就是我们业内常说的，孩子发紫，有点软。
当天，新生儿科的值班医生很年轻，断脐后，许教授立即抱着孩子一起下了手术台，把孩子放置到开放式暖箱里，用大毛巾迅速擦干她的身体，然后，用嘴叼着吸痰管清理孩子的呼吸道，我一边娩出胎盘，清理宫腔，一边间断用余光瞄着孩子的情况。
孩子呼吸道的羊水非常多，吸痰管的缓冲小壶很快就满了，再吸，一定会把羊水和胎粪吸到嘴里的，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分秒必争，是秒秒必争，她没有更换新的吸痰管，而是把吸到嘴里的羊水吐出去，继续吸痰。
然后，她左手搬下颌，让孩子的头后仰，充分开放呼吸道，将氧气面罩扣在孩子的口鼻处，开始加压给氧。1，2，3，4，我一边缝合子宫，一般听到那熟悉的加压气囊的节奏，5，6，7，8，一共12下，拿走面罩的一刻，哇的一声，孩子哭了，身体红润了。
没有电影中的欢呼雀跃，小护士也没空蹦起来，我们每个人都带着无菌手套，各自守着自己的一摊活儿，没人会击掌庆贺，谁都不能停下来，更没有松一口气的感觉。
许教授赶紧处理脐带，同时问我，台上的情况怎么样，子宫收缩好不好。我说，很好，出血不多，正在缝合。
新生儿因为有一过性的窒息，许教授说，最好送到儿科观察两天，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将来不耽误考北大清华。这时，才看到她欣喜的微笑。她说，小张，你慢慢缝，我去和家属谈谈吧。
后来，在手术室门口，那个五大三粗的家属，一拳就把老太太的左侧锁骨打折了，我缝完最后一针的时候，老太太已经被送到外科病房。
我没来得及换手术衣，匆匆赶到病房，看到老太太瘦小的身躯窝在宽大的白色病床上，就像我同样瘦小枯干的奶奶，就像一片树叶，就像一条风雨中的独木舟，她的眼神依然明亮，表情依然镇定，看到我的时候，甚至依然有往日的微笑和矜持，有往日的冷静和拒绝。我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问，疼不疼啊？她说，刚打了止痛针，早不疼了，就是心里有点不舒服，很快会好的。
老太太出院了，因为没有爱人，也没有儿女，只有一个远房的侄子，还住在房山，不能每天来看她，我们病房的大夫轮流排班，每天派一个人去照顾她，人手不够的时候，实习大夫和进修大夫也都参加进来。
我最愿意在夏日的午后，不说话，就那么陪着她，阳光照进她的房间，斑驳的影子落在那些书和书架上，落在那些老式家具上，她仍然穿一件棉布衬衫，总是在看书，她的很多大猫围在她身边，或者睡懒觉，或者要鱼片吃，或者绕着她的藤椅追着咬自己的尾巴。
我说，您恨吗？
她说，不恨。
我说，那天要是我出去交代病情，就打不着您了，我年轻，骨头结实，估计不会骨折，最多皮肉红肿，过两天就好了。
她说，打了我，就打了，要是打了你，即使不骨折，你的心也会流血，你可能就不干了，我们老了，很快干不动了，你们小的又都不干了，那些孕妇怎么办？
伤愈后，老太太彻底不再管病房的事儿了，只看门诊，后来，就去港澳中心楼上那家高级私人诊所了。
我问，那里工作开心吗？
她说，挺好的，有钱的病人，总的来说，素质还是高一些，不会动不动就揪医生的脖领子，吵吵嚷嚷的，老外比较多，她们都听医生的话，从来不讨价还价，还有车接送我上下班，现在年纪大了，不愿意走路了。最重要的呀，她小声的对我说，钱还是蛮多的，可以喂饱那些大馋猫。
第一次，看到她像孩子一样，天真又狡黠的笑。
从那以后，协和产科的剖宫产也不再控制得那么严格了，因为，我们确实无法保证每一个孕妇都能顺顺当当的生出来，我们也确实无法保证不让每一个试产的孕妇不受二岔罪。
再后来，一些常用的助产方式，例如，手转胎头，产钳，慢慢的都失传了。
病房的教授，在不值班的时候，也很少过问病房的事了，社会越来越快的向前发展，每个人都开始关注自己的生活质量，谁又愿意生命中的每一个24小时，都充斥着工作呢？况且，这工作除了惊险，还充满惊吓。
这也锻炼了我们后辈异乎顽强的战斗能力，35岁那年，我开始值三线夜班，每个晚上，我是整个医院里所有和妇产科相关事物的总指挥官和执行官，闺蜜给我起了个英文名，叫CHO。
在经历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夜晚之后，闲下来的时候，我总是，想象，东堂子胡同，那个清瘦的老人，那个一生都准备随时听从病房呼唤的老人，还有一群大猫，是否安然依旧？是否于漂泊乱世，依旧宠辱不惊呢？（本文作者张羽系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副教授）
